在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中，张国伟院士当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是陕西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9月9日，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在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张国伟院士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对于当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国伟院士连连说自己“真的没有想到”。然而在众人眼中，这一荣誉是祖国和人民对一位长期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教师献上的敬意，是对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所作出的极大的嘉许。
从秦岭走向世界
西北大学南傍秦岭造山带，北临黄土高原。得天独厚的的地域优势，给了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良好的发展空间。西北大学的老校长、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就曾对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提出要求：“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所处地位既如此优越，陕西及其附近地质问题之多，需要解决又如此急切。如何发扬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优势）使能担负此艰难任务，乃同仁最大任务。”西大地质学系也不负前辈厚望，在构造地质、前寒武纪地质、造山带与盆地、新生代地质与环境、古植物地理区系、早期生命演化、含油气盆地动力学、油气运移和成藏、储层地质学、油层物理和油藏地质以及黄土研究等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张伯声先生创立的“波浪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中国五大地质学派之一。
张国伟被张伯声先生对国家建设的一腔热忱深深打动了，从学生时代起他就立下了科学报国的志向。张伯声先生对待学问一丝不苟、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动手的严谨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张国伟，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和他们坐着马车从潼关赶往天水进行实地考察，记得老师年过六旬时还和他们一起出野外涉险爬山，以期取得第一手资料的情景。
1961年，年仅22岁的张国伟刚刚毕业留校，就为自己制定了徒步穿越秦岭的计划。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张国伟和他的同事、学生们多次南北横穿、东西纵贯秦岭山脉，行程达十万余公里。在一次次的实地科学考察中，张国伟认识到秦岭造山带在中国大陆地质与大陆构造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983年，张国伟在北京国际前寒武纪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登封杂岩为花岗-绿岩区、太华群为高级片麻岩区，二者组成了华北地块南部晚太古宙统一地块。花岗-绿岩区和高级片麻岩区是在25亿年前的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形成的。当时，花岗-绿岩的研究在国际上正是热点，但在国内还没有确定发现真正的花岗-绿岩区。张国伟此言一出，自然是语惊四座。与会的各大洲地质学家随后前往登封实地考察，并在野外的考察现场肯定了张国伟的认识。
这是张国伟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1988年，张国伟又提出秦岭是一个复合型大陆造山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具有不同的构造体制的形成演化。他指出，商丹断裂带原是华北、扬子板块俯冲、碰撞的主缝合带，秦岭造山带是在前寒武纪构造演化基础上，主要经历显生宙板块俯冲碰撞造山作用和晚期陆内造山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造山带，并进行了全球主要典型造山带的考察对比研究。这些针对秦岭地质构造基本问题提出的系统的新思想、新认识，再一次吸引了40多位中外地质学家前往秦岭考察。
从1992年开始，张国伟作为重大项目主持人带领着全国150名科学家组成研究群体，一次次深入秦岭腹地，采用多种先进的测试方法，详查了秦岭地表地质和深达数百公里的深部构造，对秦岭造山带的三维结构、造山带岩石圈内部及深部各圈层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造山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构造体制的转化过程与机制、三板块沿二缝合带俯冲碰撞与碰撞后的造山作用及其过程和山脉隆升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反复比较分析，提出了关于秦岭造山带形成与演化系统新观点和新模式，建立了秦岭造山带“立交桥式”壳幔三维构造几何学新模型。
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大项目“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演化及其成矿背景”顺利结题，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该成果及理论代表了中国造山带最新水平，也是世界新地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该项目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几十年在大山中的行走，张国伟对苍苍莽莽的秦岭山脉了如指掌。那些在常人看来亘古未变的山脉石块，在他眼中，竟似行云流水，万马奔腾，演化着沧海桑田的变迁。
教书是教师的天职
每一次进出秦岭，张国伟一定是和他心爱的学生们在一起。
张国伟常说：“教书是教师的天职。”他从来不曾忘记自己是一名教师，教书、教好书，是自己分内的工作。
地质学系的学生都爱听张国伟讲课。他随手拿起一块秦岭的岩石标本，就能讲出一串故事；信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幅秦岭草图，就能说出那里的岩石、断层、构造，并列出一串串数据。原本枯燥难懂的课程，经他讲解就变得十分生动。外系有学生慕名去听了他一堂课，回来说：“听张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地质学系的学生为了听他的课，甚至都要提前抢占好座位，尤其是他的报告和讲座，总是场场爆满，气氛异常热烈。
张国伟上课生动幽默，信息量大，学生不仅能从他的课堂上学习到知识，更能学习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执教以来，张国伟讲授了《构造地质学》等8门课程，上课前他都要精心准备，把科研新成果融贯于教学中，力求每次授课都给学生新的内容。他在课堂上不但注重知识的更新和传输，更注重针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授课方式，提出不同的教学目标。对本科学习阶段的学生，张国伟强调对于知识、尤其是基础知识的掌握；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博士后，他则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使他们尽快学会独立思考、独立探索，拥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他笑称自己是一根“拐棍”，将学生送到本学科领域的最前沿，然后，希望学生能“甩开拐棍，自己走。”
野外考察实习是地质学教学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环节之一。每年寒暑假，地质系的师生们都会兴高采烈地收拾好行装，向着山高地远的大自然进发。
野外实习时和学生们不分彼此地“混”在一起，是张国伟最快乐的事。在实习中，他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专业兴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客观实际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导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融会贯通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不管野外条件多么艰苦，张国伟都坚持和学生一起爬山涉水，同吃同住，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具有一名优秀的地质工作者所应有的品格。
野外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只有浪漫。没有东西吃，找不到地方住，一天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山路都是家常便饭。学生中大部分自小生活在大城市，从没有见识过这样的“苦日子”，每每有学生抱怨、甚至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张国伟都会反复鼓励他（她）：“坚持，再坚持一下儿……”因为他深知，坚忍顽强的品格对于科研工作的重要性，有时候也许只是再坚持一下儿，就会获得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看到困难的时候，首先要想到怎样克服。人是有弹性的，看准前沿目标，坚持就会成功。”
上个世纪末，张国伟带着学生到鄂西调查，来到了一个条件异常艰苦的村庄。这里地处偏僻的山区，当地人的生活非常贫苦。他们借宿在老乡尚未完工的房子里，房子甚至连门窗都没有，仅仅用一个竹编的大簸箕遮挡。看到满床乱蹦的跳蚤和虱子，学生们纷纷要求回县城住宿。张国伟反复劝说大家留下来，山里夜里凉，被褥又单薄，他就和学生们挤在一起睡。他说：“当地老乡倾其所有地招待我们，我们走了对不住老乡的热情；再说，让这些孩子有个机会真正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看一看在中国还有这么艰苦的地方，这样他们为国家富强而发奋学习的想法才能落到实处。学生短短几天的领悟，比老师讲多少大道理都有用。”
希望我的学生超过我
虽然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颇有建树，张国伟还是始终将教学放在首位。对于目前国内高校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他反复强调教师要处理好教学和科研二者的关系。学生从入校到毕业，不同的阶段对于知识的需求和学习的目的都在变化，讲授基础课和讲授专业课对于教师的要求也不一样，教师必须以自己的真知灼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科研能够保持一名教师的学术活力，这种活跃反映在教学中，就是能充分把握住本学科发展的脉络，将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并且促使学生去钻研问题、提出问题。在张国伟心中，最理想的教学效果就是能够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有和老师交流的强烈愿望。如果有学生提出自己理解得也不是很透彻的问题，他会打心眼里高兴：“这个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再去学习，再去研究。”说到这里，他笑了，“院士也只是某一方面的知识多知道一些，人不是什么都懂。”
时刻关注学科发展方向，关注学科领域前沿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张国伟院士来说，不仅仅是自己开展科学研究的需要，更是指导学生的需要。地学的迅速发展，国家和人类社会对地学与人才的重大需求，都使得他急切地希望学生们能从他这里学习到经验和教训，早日走上国际学术前沿，去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取得重大科学成就。他常常说：“我已经70多岁了，可是有一些科学问题还是没有答案，我希望我的学生们最终能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学生将来一定要超过我。”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张国伟院士指导的学生中，很多已成为单位学术领导、学术带头人、杰青等。在西大地质学系，现在就活跃着一支学科配套、富有朝气西北大学造山带与大陆构造研究团队。
这支团队中很多人都是在老师的人格魅力感召下，放弃了其他院校甚至是海外优越的工作条件，汇聚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
在学术界，张国伟的谦和是有目共睹的。不论是当助教、教授，还是成了博导、院士，张国伟始终保持着自己原有的精神风貌，从来没有因为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对人对事的态度。
学生们都知道，只要给张院士发信息，无论认识不认识，他都会认真回复。博士生谢晋强因为论文开题的事情而苦恼，他试着给张老师发了个信息，没想到老师立刻就给他回电话，帮他一步步分析，调整聚焦研究方向，整整说了一个小时，后来他才知道当时老师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张国伟极其珍视和学生们之间如同父子、亲若手足的情感，他带领的学术群体，老老少少几十口人，每个人的家庭状况都放在他的心里，时不时就要嘘寒问暖一番。无论在哪里，只要遇到学生，看到学生真诚的笑脸，听到学生发自内心的呼唤，对张院士来说，就是人生最大的安慰和满足。
在张国伟身边工作，所有人最大的感触就是张国伟的严格和认真。张国伟常常把重大的研究课题交给年轻的同事完成，但是最终的审验却非常严格。如果在工作中能得到先生的一句“不错”的评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来讲已经是最大的奖励。“想得到张老师的表扬？那简直就是‘奢望’。”
其实最严苛的标准，张国伟留给了自己。53年的执教生涯，让他感叹当教师的不易：“教师要有学问、有素养，更要有高尚的品格，要真心关爱学生，更要严格要求学生。教师最大的责任，就是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张国伟院士教育学生的办法就是四个字“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勤奋，自己就要抓紧时间；要求学生严谨，自己就更要严格细致；要求学生求实创新，自己就不能放松懈怠；要求学生迎难而上，自己就不能临阵退缩；要求学生不追求名利，自己就不能见了好处伸手……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和影响着学生们。张国伟博览群书，每到一地必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好书，这个习惯已经开始影响了他的同事和学生。定期逛逛书店，看看有什么和专业“无关”的书籍，已经成了张国伟带领的科研群体中共同的习惯。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推动人类知识的更新
1999年，张国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大人奔走相告这一喜讯——西北大学终于诞生了一位土生土长的自己的院士！
对于张国伟来说，“院士”带来的不仅是荣誉和肯定，更多还是责任，如何推动已成气候的西北大学地质学学学科可持续发展？如何能在当代地球科学前沿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建树？成为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问题。
西北大学进入“211工程”建设以后，张国伟积极建议学校重点投入，建立“大陆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他认为，21世纪的地质学在技术上的发展方向是高精尖，一个科研机构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作为依托，就不能追踪世界尖端科技。建设实验室的资金紧张，张国伟甚至拿出了自己的科研经费。在他的力主下，“大陆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建立起来了。实验室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体分析测试水平已经处于国际前沿一流水平。如今，这个实验室不仅为西北大学地质学专业及其相关专业提供着重要的技术保障，催生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还吸引了国内外顶级科学家前来西北大学合作交流。
从事地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来，张国伟院士先后主持承担完成国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部委的重大、重点项目8项，国家基金、地矿、石油、冶金等部门科学研究项目20余项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9项，现已出版著作7部和中英文版秦岭岩石圈图丛各1套，发表论文350余篇（包括合作），在造山带与前寒武纪地质、区域大地构造和大陆构造研究，尤其秦岭与中央造山系和相关盆地、中国华北地块南部及冀东迁安等早前寒武纪地质、华南大陆构造，以及广泛的国内外主要造山带对比与大陆动力学理论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系统科学成就。
“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转换成为对客观世界的真正的认识，转换成为新的知识，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一个人存在的最大的价值。”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家渴望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人类知识的更新。近年来，张国伟和他的研究群体聚焦集中于当代地球科学前沿领域的大陆地质与大陆构造和大陆动力学的研究，并将研究领域从造山带扩展到盆地，从前寒武纪延展到中新生代，从浅部地表到深部，从结构构造到物质组成与演化的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将研究范围从秦岭扩大到大别山——秦岭——祁连——昆仑这一横贯中国东西的中央造山系及其两侧相关的盆地与相对稳定的克拉通地块，并广泛开展同世界与国内主要典型造山带与地块、盆地如美国的阿帕拉契亚山、科迪勒拉山，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古老的波西米亚地块和英国的西海岸、中东伊朗造山带与地块等以及喜马拉雅、天山等的对比研究。以往取得的研究成果坚定了张国伟的信念：秦岭造山带与中国大陆中央造山系，和中国大陆地质具有强烈的全球共性中的区域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为研究全球的普遍规律提供了特有重要的地学信息。只要立足中国实际，对比全球，踏踏实实地做好秦岭与中央造山带和中国大陆地质的研究，一定能在当代地球科学前沿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