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依旧是危机重重，必须尽快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地域定在宜宾、泸州之间。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其锋芒，悄然过江，摆脱围追堵截。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发现，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另有两个旅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而至。并且，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仅有20发子弹的红军陷入危机。

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

部队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为“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地处大山深处，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连除夕之夜的爆竹声也是稀稀拉拉。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

大年初二，部队向云南威信境内转移。当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

那个春节，重要会议一个紧接一个。大年初五，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

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凌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的《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随即发出。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运输队、掩护队、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分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等等，大都编入作战连队，红军师长当团长，10个连长一个班。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精简。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磅秤、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则一律处理掉。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趁着国民党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谪系吴奇伟部2个师8个团。

（摘编自《四川党的建设》2017年第2期 贾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