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上海召开的。这是这座伟大城市的红色印迹。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中共四大刻下了重要的历史标记，但它的会址早已消失在沧桑飞尘中。

寻觅广吉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一大、二大会址都保留了下来，并得到参加这两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确认。两个会址得到党和政府的精心保护和仔细修缮。但地处闸北与虹口一带的中共四大会址，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炮火炸为平地。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这儿又是主战场，战火再次燃烧。至上海解放，遗址已很难确认。

1984年，有关方面人士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叫郑超麟。当时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位老人记忆力极好，根据他的记忆，中共四大是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闸北广东街背后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召开的，外地来的代表均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楼下是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开了三日或四日会议，未曾发生什么意外。

1984年5月7日，有关方面人士陪同郑超麟到闸北铁路旁原称广东街的一带寻觅，他反复行走辨认，初步认定中共四大是在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的，原址已建起了一排新公房。后经多方查证，这条弄堂叫作“广吉里”。198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以颁布公告的方式，确定了中共四大的会址，并勒石纪念。同时在附近的广场绿地里，新建了一座美丽又庄重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内以建筑模型的方式，再现了四大会址的风貌。

于是，中共一大的树德里，二大的辅德里，四大的广吉里，这三条名称吉祥的石库门里弄牵连起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历史。站在起点，回望初心，使我们对于觉醒年代有着无限的崇敬。

四大代表中的新面孔

1925年1月11日在广吉里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20名，代表了当时的994名中共党员。

这20名代表，有上一届中央指定的代表3人，即陈独秀、蔡和森与瞿秋白。全国各地，包括海外中共党员推选出来的代表17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据郑超麟回忆，维经斯基仅来了一天，由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这次代表大会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莫斯科中共党员代表彭述之。他是共产国际选定的，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以后又当选为中央局的成员，负责宣传工作，为中央局宣传部主任。

在中共四大的代表中，另一张新面孔是何今亮，他是从苏联回国参加四大的。以后，为了方便在上海开展工作，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他改名为汪寿华。汪寿华，浙江诸暨人，他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追随他的学长俞秀松参加革命，来到上海，并于1920年，由俞秀松介绍加入共青团。他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读书，一心想到莫斯科学习。他千辛万苦去到海参崴以后，一则由于当时苏俄内战，西伯利亚大铁路被切断了，二则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杨明斋看中了这个小伙子的忠诚、豪爽与胆识，将他留在了海参崴，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专门负责帮助中国革命者前往莫斯科以及途经海参崴准备回国的中共党员。汪寿华不负所托。他在海参崴、赤塔一线开了多家商号与饭馆，广交朋友，甚至与东北过来的土匪都有联系。当时从苏联偷越国境到我国哈尔滨，然后坐火车到上海，是莫斯科与上海之间最快捷的一条路，但危险性也最大。可是由汪寿华护送的中共党员通过此条路线从未出过事。党的重要领导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

中共四大以后，由于上海工作的需要，陈独秀帮何今亮改名汪寿华后让他留了下来。他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尤其是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八名中央特委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浦东、南市一带的起义工作。起义胜利后，汪寿华担任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汪寿华被杜月笙诱骗到杜公馆，秘密杀害，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中共第一个牺牲者。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通过的决议是派人从乡下将汪寿华烈士的遗孀赵兰花接到上海，由总工会终身赡养，以此表达上海工人阶级对汪寿华深深的怀念。

出现在中共四大代表中，最重要的一张新面孔就是周恩来。据中国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记载：“旅法华人中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周恩来一直在法国、德国、苏联学习与工作。他1924年9月回国到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以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四大是他第一次参加的中共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不久又增补向警予为中央局成员，专门负责妇女工作。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1926年，陈独秀又急调周恩来抵沪，协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起义爆发后，周恩来亲临前线，带领工人武装攻占北洋军阀势力最为猖獗的北火车站。正是周恩来、汪寿华这两张四大代表中的新面孔，冲杀在武装起义的最前沿，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依靠上海工人阶级不畏牺牲的奋斗精神，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

明确提出无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非常巨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三大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108-109页）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3人。当选为候补委员的有林伯渠、毛泽东、沈定一、瞿秋白等7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国民党的组织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大时，党员人数已经达到20万人。而共产党的活动却大大减少了，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谭平山曾直截了当地对鲍罗廷讲：“我们党员无法抽出时间来做群众工作，失去了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有9个区委，64个支部，党员7780人。而共产党干部党员仅30人……”（《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第一辑》第443页、444页：“鲍罗廷与谭平山的谈话”）

就是在这么一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会议认为，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建立工农联盟，首先要熟悉农民、了解农民、教育农民。根据四大的精神，在广州建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大会修改了党章，通过了14项决议。其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条是改党的小组为支部，提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这就为党的大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全国民众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那么，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1925年，中国工人运动进入高潮，其标志是“五卅”运动。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了罢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先后参加罢工的有22家工厂的近4万名工人。日本资本家为避免重大损失，被迫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承认了工会组织。但日本人随即反悔。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议决，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想使工人屈服。该厂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日本大班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余人，顾正红身中4枪，壮烈牺牲。这件事成了“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5月16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第32号与第33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号召工人、农民、学生及其他社会团体，反对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并筹募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掀起反日爱国运动。

5月28日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李立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支持，并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

5月30日，以上海大学学生为主体的2000多名学生，到公共租界最繁华的南京路等处，进行宣传、演讲和示威游行。英租界巡捕大肆镇压，先后逮捕了100余人，关在南京路老闸捕房。这件事大大激怒了学生与广大民众。下午，数千人奔赴老闸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料租界当局突然开枪，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牺牲者中有共产党员何秉彝、共青团员尹景伊等。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6月4日，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以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运动的发展。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严正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绝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广大的工人、学生，以及爱国商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举行“三罢”运动。繁华的南京路，顿时成了一条死气沉沉的大马路。而在沪西各工厂，工人们组织起来的护厂队紧锁工厂大门，工人们席地而坐，到处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哪管铁链子下面淌血花。拼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杀人不过头落地，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的歌声，此起彼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的狂潮席卷全国。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大无畏的气概，用自己的满腔热血，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五卅”运动，以及6月19日由共产党员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的省港大罢工，让全国广大民众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党员人数从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到“五卅”运动结束后的10月，达到了3000余人，年底又达到1万人。到了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了57967人。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广大人民从斗争中认识了共产党，并踊跃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共四大最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