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夷山市武夷街道天心村茶农吴在春向有关部门无偿捐献了“祖传宝贝”——1932年茶叶税票246张以及3本账本等资料。暌违八十九载“重见天日”的这批红色税票，揭开了闽北苏区一段鲜为人知的峥嵘“税”月。

面额种类多、保存完好

这批税票宽9.5厘米、长25厘米，票证上文字从右至左竖排书写。在公开的一张税票上，“经手人收照”联上书“兹由经手人刘太宝经手，收到燕仔岩 幫茶商 號营業税大洋贰元〇角正此照，右照给经手人刘太宝”，“茶商收照”联则由完税人收存，落款为“閩北分蘇財委會主席夏興，公歷一九三二年五月廿日”，并盖有“夏興”私章及“閩北第八出口税征收處”印鉴。其中，地点、数额、日期等多处为毛笔手写，保存完好，十分清晰。

“每张税票具备‘十三有’，即有纳税人姓名、茶厂商号、税票金额、经手人姓名、领导人姓名、收税时间、公章和私章、税单编号，还有经手人收照联和茶商收照联，以及流水账本、分户账本。”国家税务总局武夷山市税务局办公室主任陈晓宝介绍说。

武夷山市文管所原所长赵建平说，税票纸质为闽北特产顺太纸，由手工刻蜡版印制，是专用发票，可见茶业是当时的一项大宗税收来源。

当地党史专家和税务部门对这批税票深入研究后，有了许多新发现：一是茶商多，票面上的纳税茶商共有86家，分属武夷山60多个著名的峰岩坑涧；二是税票面额多、色彩好，总金额达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四角大洋，其中经手人收照联金额10元的46张、15元的15张、20元的21张、30元的15张、40元的3张，还有其他面额的税票132张，以及茶山收照联14张，是已发现的闽北苏区税票面额种类最多、色彩最好的一批收藏。

“很佩服革命先辈的创新精神。这批税票的一大创新，是营业税的设置。”陈晓宝介绍说，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于12月1日公布实施，这部法规1932年7月修改后又重新颁布，“从税票中可以看出，早在1932年5月，闽北苏区便已开始征收营业税了，当时至少有86家茶商号愿意纳税”。

另一大创新，是“委托代征”模式的施行。因革命战争年代形势特殊，因此苏维埃政府委托当地有名望的人代征代缴，更有利于迅速把税款征收到位。但在税票上“大洋贰元〇角”的位置，却盖了另外一个人的印章。根据党史专家的分析，这个人很可能是苏维埃政府方面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监督的角色。“这样做的意义，是将税额明明白白地告诉老百姓，起到公信的作用。”陈晓宝说。

烽火连天中的“纳税大户”

历经89年，246张茶叶税票能够完整保存下来，多亏了吴在春一家四代的悉心保护。

据吴在春的父亲吴煊崽回忆，他的父亲吴森志曾参加红军，因为吴家堂兄弟多在各岩茶厂担任要职，所以吴森志的另一项秘密工作是协助中间人刘太宝收税。

1935年2月，吴森志的父亲吴浩炳居住在霞滨岩茶厂，那里既隐蔽又可靠，吴森志于是将税票等资料交由父亲保管。吴浩炳视若珍宝，将这些资料分别用多层的棉布和锡纸包成两包，小心藏在霞滨岩干燥的岩洞内。

武夷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副研究员张金锭和武夷山市口岸办原主任王公经等文史专家认为，这批红色税票是闽北苏区特别是崇安当地税收史的重要见证。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20年代，茶、纸、木材是闽北三大经济支柱。1924年，崇安县有岩茶厂百余家，年产量达10多万公斤，尤以大红袍、岩茶、红茶最为出名。但连年战乱，导致大批茶厂倒闭，工人失业，茶叶经济一落千丈。

1931年7月，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在崇安县洋庄乡坑口村成立，一个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正式形成。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设立财政部，也称闽北分区苏维埃财委会，部长（主席）先后由徐福元、邓文才、查水旺、夏兴担任。茶叶税收，是当时苏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由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财委会）负责统一管理。

其间，在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的指挥下，崇安县全面规划和恢复茶叶经济，茶叶面积达到1200亩，总产量达1350担，茶叶收入占全县国民经济收入的32%，成为崇安苏区国民经济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税票考证而知，1932年，崇安有茶厂近百家，年产量2万多公斤，按6%的税率征收营业税，总税额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四角大洋。”陈晓宝说，这为崇安苏区从1930年5月到1935年2月，前后5年零3个月的税收史提供了相应佐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茶叶税票建立了适应战争需要的税收制度，为苏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红军给养和经济困难，巩固苏维埃政权提供‘供血’保障。”张金锭说。

（本报记者 赵锦飞 通讯员 裴礼辉 周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