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培养抗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人才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桥儿沟的文艺青年，用他们的青春岁月和满腔赤诚，在延河畔上唱响了民族救亡之歌， 投身到爱国救亡的宣传中去，服务抗战，唤起民众，播撒革命文艺的火种，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美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延安木刻”在民族危亡之时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释放出强大的力量，成为延安文艺中最闪亮的一道光芒。“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由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说。

奔向延安 投身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延安成了革命的灯塔，全国各地怀抱着革命理想的知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不惜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奔向延安。1939年8月至1945年底，这里云集了沙可夫、赵毅敏、周扬、茅盾、吴玉章、冼星海、华君武、古元、艾青、贺敬之、王昆、于蓝、王朝闻等一大批革命文艺精英，包括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等方面的人才。一时间，西北黄土高原的这个小山坳里，群贤云集，文星荟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闪耀着一道道灿烂的光芒。这批德才兼备的革命文艺家，积极开展抗战歌咏、戏剧、文学、版画以及大众新秧歌等革命文艺创作，使文艺在抗战中起到了动员组织群众、团结教育人民的强大作用。在艰苦的斗争生活和充满活力的教学与创作实践中，鲁艺师生凝聚成一支团结、奋斗、乐观、坚强的队伍，不断为抗战的胜利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6月10日，记者来到鲁艺旧址。夏日的阳光下，鲁艺旧址的轮廓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分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这里驻足、聆听、感受，接受红色革命教育，接受精神和灵魂的洗礼。漫步鲁艺旧址，思绪不禁被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昔日教室里的一桌一椅，一册书卷、一把刻刀，都仿佛在诉说着当年延安鲁艺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简陋的桌椅，狭小的教室，可以想见当时的创作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但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鲁艺人创作出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鲁艺师生们歌唱、写作、演戏、作画，为抗日救亡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弹药。他们笔下诞生的作品，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极大激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有效地宣传动员了人民群众参加到波澜壮阔的斗争中。

当年鲁迅艺术学院设音乐、美术、戏剧三系，美术系基本上就是以木刻为主。1936年至1940年间，相继到达延安的木刻家有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王式廓、力群等。他们基本都以鲁艺美术系为活动阵地，继而又培养出了古元、彦涵、焦心河、罗工柳等一批青年木刻家。

当时大后方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层层封锁，生活、学习物资十分贫乏，学校美术系绘画所用的颜料、画纸、画布、画笔等用品都很难输入。因此，油画、国画等画种就很难进行，唯有木刻版画因就地取材方便和易于制作，加上便于复制宣传，一时成为艺术家们首选的创作媒介， 而木刻也几乎成了鲁艺美术系最大、最有吸引力的画种。鲁艺青年们用木刻表现了军民抗战的壮烈情景，以及火热的边区建设生活。延安木刻也成为在革命之时最方便、最有力、最能贴近大众的艺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

唤起民众 服务抗战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记者见到了许多延安时期的木刻作品。这些作品许多都是小小的、一块一块的，但是这一块块的作品仍然具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它们是中国抗战的一份份历史文献，同时又散发着中国革命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

经鲁迅倡导而引入中国的新兴木刻版画，在延安鲁艺很快发展成中国本土的民族化创作方式，在大众中迅速普及，并与中国革命、陕西地域文化以及生产、生活形成了紧密的联结。这一时期的作品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的版画家，既是艺术家，也是文艺宣传战士。

鲁艺在办学中实行“三三制”，即在学校学习三个月，到前线深入生活三个月，回来创作三个月，到社会实践中去了解民众的欣赏趣味，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一时间鲁艺培养了大批前方部队迫切需要的“一专多能”的文艺及宣传人才。木刻作者们从丰富的人民生活中提炼创作，在民间美术中吸取营养，探索民族风格、新的主题思想和鲜明清朗的画面，使版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古元的《人民的刘志丹》《减租会》《烧毁地契》，力群的《饮》《帮助群众修理纺车》，马达的《推磨》，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向封建堡垒进军》，石鲁的《打倒封建》，夏风的《瞄准》，李少言的《重建》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品。

古元是延安青年木刻艺术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1938年，19岁的古元奔向革命热土延安，开启新生活。在陕北公学接受了三个月的革命理论学习后，古元正式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木刻版画。1940年，古元被分配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担任乡文教委员兼乡政府文书。在碾庄，他创作了《牛群》《羊群》《家园》等木刻作品，拓印了很多张，分送给乡亲们。最初，古元所创作的木刻画受西方影响较深，以黑白分明的阴刻手法为主，乡亲们对这种表现手法提出了批评：“为啥画里的人都是黑黢黢的？” 为了让版画更加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古元有意识地开始创新改变，把传统绘画和民间年画的创作手法杂糅到西方木刻技法中去，多用阳线刻法，创作出了更加明朗朴实的、老百姓更易接受的民族化木刻作品。人们戏称“黑古元”变成了“白古元”。古元豪放而又朴实的刀法，不仅充分显示了木刻艺术的力之美，而且又加强了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表现。

在木刻内容上，古元善于将党的政策、百姓的真实生活融于艺术中，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歌颂新生活。回顾碾庄岁月，古元曾说：“我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将近一年，时间不算很长，但这段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使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作画和怎样作画，它对于我以后的艺术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段时期，古元的木刻创作无论在内容、形式和技巧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他所表现的解放区农民生活是典型的、深刻和生动的，如他当时的代表作《割草》《运草》《离婚诉》《选民登记》等。这批作品标志着古元将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的艺术创作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效。徐悲鸿1942年在重庆看到古元“农村小景”系列木刻之一的《割草》时发出惊叹：“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

彦涵、王式廓等也是木刻民族化的成功代表。彦涵是1938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的，同年年底随鲁艺木刻工作团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在前线四年的战斗经历，使得他创作的作品多是反映军民抗日斗争的残酷悲壮，激励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

彦涵的木刻版画《不屈的人们》创作于1942年，这一年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最为艰难的时期，敌人调集四万兵力，从太行山北部开始“铁壁合围”。彦涵用刻刀记录了一幅幅战场上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画面，将英勇的八路军宁死不愿投降的民族气节凝刻在画面中。

在探索 “大众化” “民族化”的过程中，延安木刻由最初的黑白木刻发展演化出了多种形式，如木刻插图、木刻连续图画、套色木刻、诗画结合的木刻、木刻新年画、木刻窗花，等等。

古元、彦涵、力群、焦心河、罗工柳、王式廓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成员创作的一幅幅抗战题材作品，不仅激起了我抗日军民对日寇的同仇敌忾，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发挥着战斗的作用。1945年4月，纽约《生活》周刊第一次向美国民众介绍了中国现代木刻，所刊登的16幅作品中有彦涵、古元等人的6幅。文章的标题是《木刻帮助中国战斗》。来自中国黄土高原山沟里的鲁艺木刻不仅唤起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也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斗志。抗战时期鲁艺的木刻多次走出国门在苏联等国家展出。中国木刻的国际活动，使各个国家从作品中了解中国人民和革命，也使中国木刻扩大了在世界艺术领域里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许多延安木刻作者的作品。叶圣陶在《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一书的序文中高度赞扬：“单就这本选集来看，对于敌人的憎恨，对于受苦难者的同感（不是同情），对于大众生活的体验，对于自由中国的期望，可以说是表露无遗了……我国人民以生命写下历史，而这本选集就是历史的缩影。 ”（本报记者 李卫）

记者手记

木刻艺术的红色基因

李卫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又亲临鲁艺，号召师生们走出“小鲁艺”，到火热的社会生活的“大鲁艺”里，虚心向工农兵群众学习，才能创作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的美术家们更加自觉地走向农村、走进工农兵，更广泛而深刻地与大众相结合。“画家下乡”与边区乡村生活相结合，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推进美术创作的明确而崭新的路径。新的生活体验为美术创作开拓了广阔空间。古元的《加紧运盐》《练兵》 《菜园》 《人民刘志丹》，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张望的《乡村干部会议》，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马达的《汲水抗旱》《民间艺人》，石鲁的《群英会》《妯娌俩》等作品，都展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崭新的艺术面貌。延安木刻家们通过艺术表达和艺术内容层面的全新探索，最终完成了延安木刻民族化的过程，形成了成熟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延安木刻版画艺术。

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这一文艺理念时至今日依然是指引我们广大艺术家创作的明亮灯塔，对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影响。

由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木刻艺术在新时代已经迈上了新的征程，但不变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大众的初心。无论版画创作的技术手段有怎样突飞猛进的变化，版画艺术反映时代的真实、服务于人民大众，仍然是版画艺术家们不变的内在追求。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抗疫主题创作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们的深切关注和广泛参与。版画家们刻画了医务工作者在严峻形势下挺身而出、英勇逆行以及人民群众守望相助的抗疫场景，创作了大量佳作。这些作品记录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记录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时代记忆；也反映出当代版画艺术与当年延安木刻艺术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